石门“老档案”忆档案工作二三事

    发布日期:2018-10-16 信息来源:市档案局 字体:[ ]

     

    屈指一算,离开档案工作岗位已有11个年头。这期间,我心里一直有种“冲动”:总想对20年的档案工作生涯写点什么!但写什么好呢?想表达什么呢?没有由头去动笔,“冲动”只是“冲动”而已。

    不久前,在与石门三中杨太元老师休闲小饮时,听他说县档案局正在搞一个“我与档案”的征文活动。我心动了:这下子好了,“由头”来了,我可以写点文字来了却多年的心愿了。哪写什么呢?思量再三,也没有什么“惊天地泣鬼神”之事可回忆的,那就写二、三件小小的“暖心”之事吧:

    “咨询台长”

    30年前,我从湘潭大学毕业分配到石门县档案馆(局),从事档案编研工作,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“兰台”人。初来咋到,一切都新奇,工作劲头自然也不小。白天跟班当学徒,虚心向宋伯(宋嗣良)、苏叔(苏太杰)、袁局长(袁圣希)、苏副局长(苏安成)、范局长(范水良)等老前辈及年纪相仿、早我在县档案局工作的熊武、侯红华、张力峰、潘碧敏、王章健等学档案工作业务。晚上,在县档案馆(因无住房,临时住在馆内值班室)自学业务、熟悉馆藏。时间一长,感觉档案馆就是个大“宝藏”:它上“藏”天文,下“藏”地理,中间“藏”人事;而档案工作则“别有洞天”。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个“冷门子”工作,开始琢磨如何干好它,工作、学习中的体会、启示、思考、疑问等等也开始形成文字向档案业务刊物投稿。当年《湖南档案》(现名为《档案时空》)设有“业务咨询台”专栏,是全省档案工作者咨询、讨论、交流档案工作具体业务的平台。那时的我,是“兰台”新兵,业务上的疑惑多多。《湖南档案》等业务杂志理所当然成了我的“良师益友”,每一期都反复研读,自然成了“业务咨询台”的受益者。时间一长,我也尝试着把工作中的疑惑、体会写成文字,投给“业务咨询台”栏目。没想到,我的“豆腐块”居然也被编辑老师看中,接二连三地被刊发。一时间在业界引起了小小的“轰动”,我被一些同行们戏称为业务咨询台“台长”。

    “咨询台长”之称当然是同行们的戏谑之意,但私下里还是很受用的,而且对我有较大的激励作用。从此,我爱上了写作和档案业务研究,渐渐地文字写作水平、档案业务水平也有了些许提高。后来,我还当上了《湖南档案》通讯员、《中国档案报》特约记者,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这些不起眼的经历,为我在1999年获评档案专业副研究馆员职称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。

    一封退稿函

    记得那是我到石门县档案馆(局)工作不久,我翻阅单位发的档案业务知识读本。在一本叫《档案史话》的书中看到了介绍西汉名相萧何如何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资料。我是学历史的,对萧何的史事也有一定的了解。于是花了三个星期的业余时间,尝试着写了一篇《萧何与档案》的文章。投给哪个业务刊物呢?当时,县档案馆订有《湖南档案》《档案工作》《档案学通讯》等业务刊物。我一一找来,认真阅读,揣摩其刊稿要求。一番阅读一番比较,我认为都不行,稿子也就搁在办公桌里了。一天,我到县教育局办事,在档案员汪老师那里看到了一本《山西档案》。这是我见到的第四种档案刊物,便借了回来研读。一读就发现了“新大陆”--《山西档案》设有类似“档案史话”的栏目。我终于为《萧何与档案》稿子找到“婆家”了!几天之后,我忐忑不安地把稿子投给《山西档案》编辑部。稿子寄出了,就盼望着有回音。盼望着,盼望着。一天,听见苏副局长在叫:小张,来一下!听见领导叫,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副局长室。苏副局长笑眯眯地说:小张,你投稿了?给,《山西档案》编辑部给你的信。真不错,好好干!

    我接过信,快步回到办公室,很激动地打开信封,看了起来:

    “张吉全同志:

     您好,非常感谢您对本刊的支持。很遗憾来稿讲述萧何一文,本刊在1988年第一期刊登《重视档案的汉代政治家—萧何》虽不如贵作详尽具体,但一个年度登刊两次萧何,恐有重复感。望请理解,并希望今后仍会得到您的支持。

     此致  

     敬 礼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山西档案》编辑部  1988.11.15”

   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并收到退稿函。简短的退稿函于我是极大的鼓舞:我从退稿函中体会到了编辑老师对名不见经传习作者的尊重、关心与鼓励,体会到了编辑工作的严谨性,体会到了写稿、投稿要有针对性。《山西档案》编辑老师尊重作者、关心作者、工作严谨的理念使我受益终生。

    一封业务工作回信 

    我是外地人,刚工作时也鲜有朋友熟人,工作之余有大把的时间“难熬”!除了与袁局长、朱伯(方明)(县委组织部档案员)老俩口、杨伯(南下干部、县委办保卫)等老革命们打打麻将“钻”桌子外,多数时候只好呆在偌大的档案馆里,一个人看书“翻”馆藏。时间一长,看书“翻”馆藏就有了疑问:怎么档案馆里有许多老旧照片?有单人照,有合影照;有的有说明文字,大多数则没有文字说明;有的是磁质的,大多数是纸质的;有彩色的,大多数是黑白的。但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是什么?照片的主人是谁?有什么收藏价值?怎么去利用、让它发挥作用?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疑惑!我知识不够,也问了档案馆的老师傅,没有搞明白。于是,我麻起胆子向国家档案局主办刊物《档案工作》(现名《中国档案》)编辑部去信请教。一个多月后,我颇感意外地收到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同志(杨冬权同志时任国家档案局机关档案工作指导司地方处副处长。2006年7月-2015年7月任中央档案馆馆长、国家档案局局长。)的回信。

    “张吉全同志:您给《档案工作》编辑部的来信,已转我们答复。关于照片档案的抢救整理,请您去信中国照片档案馆请教,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,相信能给予满意答复。另外,上海市档案馆也有一批无主照片,无法利用,他们利用本馆的刊物《档案与历史》加以公布,让全社会协助辨认,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,在此顺告,或可作参考。

    专此奉告。

    此致

    敬礼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国家档案局二司二处杨冬权  1989.9.25”

    杨冬权同志的来信大大地感动了我:其一,《档案工作》编辑部老师的负责精神感动了我,他们没有把一个基层普通读者的具体业务工作请教信丢进字纸篓,而是极其负责地转给了相关职能部门去处理;其二,杨冬权同志的热心和谦虚感动了我,他不仅及时地回了信,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,而且态度很诚恳很谦虚,没有丝毫瞧不起基层档案工作者的意思。多年来,杨冬权同志和《档案工作》编辑部老师的这些好作风、好精神就像一面镜子:一直在警醒着我要好好地对待同志们在业务工作上的需求,及时地尽可能地给予关心帮助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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